比腐败更危险的
“你这么一喊，老百姓只发抖”
11月20日，在大同处理煤矿爆炸事故的山西省长刘振华召集大同市县乡干部召开紧急会
议，声色俱厉地怒斥，“矿主等责任人不顾被困矿工死活，事故一发生就逃之夭夭。而公安
机关至今还没抓到在逃责任人，说明这里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腐败。”
刘说的一点没错，“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发生都有一些严重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这
是一次又一次造成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后可能造成事故的潜在因素”。后沟煤矿今
年四、五月份才建成投产，据中阳县宣传部副部长郝士武和新闻办主任刘福兴介绍，这个煤
矿现在也是“边建设边生产”，所以安全设施尚未完善。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成立，最迟从
6月13日国务院发布25号紧急通知起，它就属於停产之列。9月份，矿工们曾听说别的煤矿要
停产3天，但事实却是后沟煤矿连象征性的姿态都没做过，即使在几次检查组到来时也照挖不
误。
被下了停产通知的后沟煤矿之所以能够对上至国家下到县煤管局的停产通知置若罔闻，
“顶风作案”，按照中阳人的说法，原因在於县里主要领导在里面有股份。他们能够掰著手
指头告诉你某某领导在城里有几栋房子，哪些煤矿是某某领导开的，哪些厂子又给领导送了
暗股。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传言，但在类似中阳这样的小县城办厂开矿，没有关系
和靠山，恐怕也是很难生存的，这靠山，又依靠的是经济利益的纽带。
然而，仅仅依靠一个腐败的帽子，恐怕很难解释为什么上令下不止，为什么主观努力和
客观效果之间存在那么严重的背离。显然，国家关停小煤矿的决心是异乎寻常的，今年4月2
1日，国务院刚刚颁布施行了《关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个24条的规定明
确提出，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不但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行
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陕西省委书记程安东就因为特
大煤矿事故而被通报给予行政处份”，再爱财如命或者再官僚的官员也不会面对严厉的惩罚
而无动於衷。
“有些地方政府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关闭小煤矿态度不积极，措施不落实。”国家
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指责道，“特别是由於压产导致煤炭市场好转，个别地区出
现煤炭供应紧张，煤价恢复性上涨后，一些小煤矿受利益驱使擅自偷偷生产。”
在山西，80
%的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开采和炼焦，吕梁、大同等地的一些县区乡，煤炭的收入占到了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0%”75%。100年前还是全国最富的山西，100年后的今天已经沦落为全
国人均收入倒数第一的省份，你很难想像它会比青海、西藏更穷。吕梁山区更是全国18个集
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之一，它管辖有3市10县，10个县全部都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对一个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县来说，关停小煤窑意味著它几乎一无所有了
。”矿业学院毕业的张满怀，曾经在吕梁一家年产30万吨的中型煤矿当过3年生产矿长，与当
地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今年9月他从太原回到吕梁，一些煤矿已经被要求停产。”有个县负责
煤矿生产的负责人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啦，不生产财政收入没有了，县里都扛不住了
，他每月800块钱工资也保证不了。”这次吕梁之行给张满怀的直觉是，肯定会有人要顶风生
产了。
“我在吕梁的3年连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旱之年，很多地方颗粒无收。”作为农民的孩子
，张满怀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在中阳，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依旧是食不裹腹，煤窑成了他们
最后的生机。”煤矿停产关闭都好几个月了，老百姓眼巴巴看著呢。领导一句话，多少人饿
断肠？你这么一喊，老百姓只发抖。再停几个月，让他们喝西北风啊。他们的出路呢？”
外来矿工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中阳后沟，矿井紧闭，带著骨灰回家的家属们一再劝告
活下来的矿工老乡也赶紧回家，但矿工们仍然呆在矿上。由於政府冻结了矿主的所有钱款，
他们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仅河南民工就有16万多元。“我不愿意再干了”，看上去20
岁都不到的河南矿工张生说，“但我们没有钱回家，连吃的都没有。”为了节省体力，张生
学著别人一天两碗面条，大部份的时间都躺在光板床上，穿著厚厚的衣服裹进被子。
很不幸，褚青庄、张毛营和张生所在的河南南召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褚青庄的妹妹在
武汉上学，他和父亲不得不出外打工，出了这么大的事，家人还不知道他父亲流浪到了哪里
。张毛营的哥哥告诉记者，张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下7块钱，正好哥哥从城里卖花生回来有97块
钱，给了他80元做路费。
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人们，总是一口一个“我们受苦人”。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地底
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著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10倍”，张生说。他
们在小煤窑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车，1车500斤煤
，每米老板付给45元工钱。
记者问已经经历过3次瓦斯爆炸的山西矿工老丁，以后还会不会再下井挖煤，老丁操著难
懂的山西话笑著说：”还挖，我们受苦人不挖煤能干啥？连吃的都没有。”
“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
据说，已有矿主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一个六、
七万吨的小煤窑，投资也要几百万”，张满怀向记者介绍，即使停产，抽风、电、排水也不
能停，否则就算废了，每个月至少又得二、三万的维护费。“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
策扶持的结果。”32年前就进入煤炭行业、多年从事行业政策研究的李燕生说。80年代之前
，煤炭非常紧缺，为了缓解能源瓶颈，国家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
上煤矿，产量逐年大幅递增。
“当时山西是先从大同开始，煤炭厅还组织我们参观学习，看村子怎么致富的，自己架
个锅就可以洗煤。”时任山西阳泉矿务局办公室主任的李燕生说，“那时候国家缺煤，要得
就是煤。20年来全国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增长，山西煤业的支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煤炭市场已经供大於求，煤价下跌，国有煤矿普遍陷入亏损
和破产的窘境，员工失业严重。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被摆上了桌面。首先就是乡镇和个人小煤
矿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安全设备和工作规程，尽管开办煤矿需要“四证”，但矿主通过贿赂，
减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办一张采矿许可证大概需要七、八万元。与国有大矿
吨煤120元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窑30元左右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当然也意味著毁灭性
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於很多国有煤矿破产，原有煤田被租赁、承包、转包
给个人，采矿许可证等也同时张冠李戴，后沟煤矿实际上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无证生产
了半年。
对蜂起的小煤矿，国有大矿爱恨交加。一方面，他们自己为了安置子弟，也在开办各种
矿办小井，一些大矿甚至从小矿买煤倒卖。但另一方面，正如太原附近西山矿务局的一位主
任所说：“小煤窑开了之后，大煤矿就不能开了。”
1996年夏，西山矿务局发生著名的“8•4”洪灾。当天天降暴雨，与西山矿井相通的一
座已经采空废弃的小煤窑里积满了废水和雨水。按照规定，西山矿在自己坑道和小煤窑之间
做了封闭---不做封闭还好，结果小煤窑里积聚起来的巨大水压一下子把封闭打开，在井下
作业的西山矿工遭遇灭顶之灾，33人被淹死和活活憋死，西山矿务局直接经济损失3.4亿。
“除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的透水事故和瓦斯事故，更严重的是小煤矿的操作方式导致
整个行业的秩序混乱。”这位主任说，“这还不仅是价格问题，它实际上在刺激大家都来掠
夺式开采，正规的科技进步成了多此一举，机械化的威力发挥不出来。”与国有大矿要求至
少85%的回采率不同，小煤窑粗放的开采方式只能把10%的煤挖出来，大量资源被浪费。
在山西，由於过度的放炮开山和挖煤、炼焦，昔日的青山绿水蓝天已经荡然无存。距离
中阳还有10公里的地方，焦化厂的浓烟遮云闭日，司机们抱怨，每到阴天，公路上能见度只
有10米。肆意开矿导致水位下降，中阳县最大的水库已经干涸，矿工每次洗澡的水连脚脖子
都盖不上。晋祠里著名的难老泉现在流淌的是自来水；汾河前几年也出现断流，为了给市民
办实事，太原市把市区内的5公里围起来放进自来水，每年换一次，现在只有站在河边气派的
省委大楼上，才能欣赏烟波浩淼的美景。太原附近的尖草坪区是号称集书法、绘画、中医等
中国文化之大成的清人傅山的故乡，傅山曾画出许多描绘家乡山水的水墨画，但丰富的煤资
源毁灭了这一切，如今的尖草坪，到处是被劈开的秃山，10年前还处处可见流水踪迹全无。
1998年，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
为了安抚地方。尽管人均收入最低，但山西的财政支出在全国排第8位，国家将大同、阳
泉、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然而，大部份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地方
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关停小煤矿是对的，该关的要马上关，合格的该开也要马上开。”张满怀说，“即使
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需要关闭，但既然国家政策有失误，国家应该赔偿。”西山矿务局的
那名干部也为小煤矿鸣不平：“20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窑都是省一级
政府批的，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既然你以前错了，你需要为错
误的政策付出代价。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
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
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并
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今年第5期
的一篇文章写道。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著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
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
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
为这种安全管理实质是“人治的法规”。
还要不要煤炭部？
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
解。2001年2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但记者在
吕梁采访中，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部门的职责。由於一直负责煤炭行业规划和安全管理的煤
管局即将面临机构改革被撤消，似乎安全问题将由安监局和各地的办事处独家管理，但吕梁
的安全监察办事处总共十几号人，三辆车，整个吕梁地区光办证的煤矿就有600多家，按照张
满怀的说法：“跑断你的小腿腿都不行。”
根据国务院规定，已经在停产整顿期间的小煤矿，在今年年底前没有通过验收合格的，
一律视为非法矿井。据介绍，山西省从10月10日开始复产验收，到11月23日，44天仅完成92
2个煤矿的验收，与全省预计3000余个的目标差距甚远。一些原本关停的煤矿在难耐的等待中
决定冒险。“采煤是需要连续性作业的行业，这样关关停停最危险，因为瓦斯会大量聚集。
”太原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政协委员说，“尤其一些煤矿害怕检查组突然到来，连大功率风
机都不敢开，这就更可怕了。”
“更奇怪的是，安全监察属於国家直属领导，与地方没有人、财、物上的关系。如果你
不决定别人的人事和财权，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让它去管它管不了的事情，那不坏了？”
一位国有煤矿的负责人问记者。他建议恢复煤炭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
变去，每次机构改革都涉及到煤炭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
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
这是自然而然的思维，在解构与结构交错的混乱中，领导和警察总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
在理由。但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这样一个至今还在召开全国煤炭生产订货会、计划色彩浓
烈的行业，多年来已经留存著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这种机制必然还会继续自我强化。几
乎可以预测到它可能采用的办法：开会、下发文件、突击检查。但市场行为和社会化的大生
产，已经用死亡的恶果做出了惩罚。开会、下发文件三令五申也好，突击检查、从重从严处
罚也罢，没有真正的用处，因为它们都不严肃。
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中写道：“如果Y承认X控制Y的合法性，X就对Y有
权威，或者，如果Y承认有义务服从於X，X对Y也有权威。”在中国，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痛苦
：一个外来的好的制度往往在它还没有表现出优越性的时候，就被强大的肌体免疫系统排斥
乃至杀死了。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政府安全管理部门，缺乏改革管理方式推进法治的动力，
仍然会希望通过这些不可预测的行动扩大行政权力，即使不是出於权力寻租的目的。
对领导的服从是中国内生的，对制度的服从则是外来的，为了61个已经死去了的阶级兄
弟，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少的代价，找到那么一个好的制度权威。对於一个
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北大新青年 2001年12月6日 主笔：高昱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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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死亡
（第二节）权威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