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的平民百姓鼓与呼，湖北刘飞跃的〈民生观察〉，还有〈维权网〉，〈自由亚洲电台〉及被人们看作是"毛派"的〈中国工人〉网，最令人，至少是令我，印象深刻。刚细细地了读了〈维权网〉最近发布的"奥运城的建设者"的报告，常常想象我在现场，会如何咽下农民工天天吃的白水煮大白菜，想象那些靠给工人们办"伙食"发财，一年可以从一千个农民工嘴里掏出上百万人民币的那些包工头，想象如果我也和这些农民工一样，苦到最后，工程完工了，拿不到工资，或只拿到应该拿的一半、三、四分之一时，我会干什么。

有时跳到老板、工头或北京的那些大小官员一边，站在他们的角度问自己：如果有他们的位子和机会，我会如何？也会让良心喂狗吗？虽没十足的把握，但我相信我会比他们多少好一些。因为，大学时便懂了并记住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沙特的信条：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有能力、可以作出选择的，因此他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不可以将责任推给别人和外在的环境。此乃"自由"的要义之一。

中国现在的一大问题就在这里：是这个风气，人人都这样，我不这样不行。一切都是必然的，谁都可以不负责任。

不过，你不能指望人人，特别是包工头的钱柜上放着一本萨特。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农民工，一旦做了老板当了工头，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里不是，至少不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制度，是要建立劳资力量对比的平衡，是创造新的社会气氛和文化习惯。

正好，昨天在自由亚洲电台，今天一大早是在〈美国之音〉谈了北京奥运设施和其他建筑的建设者，即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些电台评论，还有劳工通讯的工作，是一种自我救赎。舒适地生活在国外，而且是所谓浪漫之都的法国巴黎，高声地谈论中国的劳工问题，永远不会给你道德优越感。相反，时时感觉的是荒诞和尴尬。如果不如此作，闭眼不看社会现实，感觉更糟。接受这具体的人生窘境的一个办法是，承认、记住这里的荒诞但厚者脸皮忍着，不断学习、体会、说出中国劳工的语言和痛苦，不知疲倦地唠叨着现实的解决办法。因为很多人需要这些。

而且，可以用一种现实的荒诞去安慰另一种：当你在现场时，很多重要的事不能做，重要的话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大声地、反复地说。你只能在远离现场时真正地进入现场：中国的劳工问题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府领导人的意愿，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力量，一切必须从这里开始。

上周，在BBC电台谈的是赞比亚铜矿工人反对中国资方的罢工。几年来，好几个非洲国家的工会人士都和我谈到了中国人在非洲的恶行。可中国政府和那些破记者，老认为这是"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的嫉妒"。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和世界的精英们之间的误解、猜忌和敌意，却越来越浓厚。这是专制制度和某些精英们迎合权力、自以为是的综合成果。